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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再工業化”與中國突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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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來源：本站 發表時間：2013/2/25 9:04:38 點擊：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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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回歸實體”，實現“再工業化”都成為一種大的趨勢。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都在尋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機陰霾的解決方法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發達國家欲借“再工業化”重奪國際制造業競爭主導權，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國際制造業轉移的新陣地，對中國制造業形成“前堵后追”之勢。 面對這場大變局，中國制造傳統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戰，中國制造是“趕超”還是“旁落”，中國如果構筑新的比較優勢將深刻影響著中國經濟的未來。 西方國家“再工業化”大潮襲來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使西方國家重新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檢討“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政策，紛紛提出“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戰略。所謂“去工業化”可以理解為近20年來，歐美國家工業（或制造業）占整體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一趨勢除了體現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外，還受到20世紀90年代所謂“知識經濟”的興起的影響，歐美國家認為，競爭力主要依賴于服務業、金融業等非制造產業，歐美發達國家紛紛出現了“制造業空心化”趨勢。 事實上，產業革命決定經濟發展的未來，這是亙古不變的規律。工業革命期間，制造業產業迅速從英國轉向歐洲大陸和美國；“二戰”后，從美國迅速轉向日本。在每一個時期，產業轉移速度都有所加快。因此，制造業產業從日本向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轉移，然后向東盟四國的轉移，直至最近向中國和越南的轉移，在速度上均快于日本的赤松和美國的格申克龍在1962年著作中所描述的、以“雁陣模型方式”轉移的速度。 20世紀初以來，美國曾經長期占有世界制造業的最大份額，到了20世紀50年代前后，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曾經高達50%左右。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伴隨著全球產業轉移的發展，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進程，進入20世紀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大趨勢，美國轉向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其制造業產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凸顯。 受此影響，美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中的份額日趨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額為19.4%，略低于中國的19.8%，，從而喪失了百年來世界制造業產值頭號大國的地位。 歐洲亦是如此，上世紀90年代，德法等西歐國家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趨勢，實體經濟逐步進入后工業化階段，資產報酬率降低，國內需求不足，這導致了大量廉價資本源源不斷涌向希臘等南歐國家，催生了這些國家的資產泡沫，也導致國家產業競爭力下降，并出現“空心化”趨勢，經濟產出大幅下滑以至于難以覆蓋高企的債務，直至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因此深陷債務泥潭的歐洲同樣認識到再工業化的戰略意義，歐盟正在通過加速低碳產業、信息產業等產業發展，加強歐盟工業的研發創新投入，積極推出各類促進工業企業發展政策三大方面重塑工業實體經濟。 可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未來的重心都是“制造業回歸”，并通過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重塑競爭優勢。 西方“再工業化”戰略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初見成效，蘋果公司CEO庫克近日宣布，2013年中國的部分Mac生產線將轉移回美國 其實，“再工業化”并非是一個新概念，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阿爾泰·埃茲厄尼提出。詹姆斯·米勒在回顧美國產業演進和1973年產業衰退的基礎上，指出，“再工業化”作為一種積極的產業政策選擇，是通過市場機制來推動產業調整和升級的，以提升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20世紀80年代，鑒于日美制造業的競爭格局逆轉，美國里根政府提出了恢復制造業地位的主張。羅伊·羅斯維爾和威特·杰格維爾德把“再工業化”定義為產業結構的轉型，主要是加速固定資產更新換代，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但從性質來看，當前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絕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超出了“再工業化”的范疇，向新的產業革命邁進。 2008年的金融危機幾乎摧毀了美國幾十年來的發展模式，以透支消費、信貸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繁榮為支點的美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危機后的美國經濟何去何從？這是奧巴馬政府必須解答的難題。 聯合國工發組織的統計數字顯示，近10年來，全球制造業總量中，美國份額不低于1/5，但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卻在逐年下降。美國需要改變過去那種“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建立新的“后危機時代經濟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 為此奧巴馬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預計美國出口將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長，5年后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將超過3萬億美元。然而，15%的增長似乎遙不可及，因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低端制造業已經大部分從國內轉移出去，而其高端制造業的成本相對較高，歐洲、日本和韓國都是美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2001年至2009年，美國出口額的平均增長率是4.1%，這與15%的增長率相差懸殊。從勞動力成本和勞動生產率的比較優勢來看，相對于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美國制造業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備優勢。 因此，美國深知只有通過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帶動新一輪產業周期，奧巴馬不僅將發展新能源產業作為轉型手段，更是作為應對經濟危機、拉動國內就業、促進“節能減排”的重要途徑。 此外，奧巴馬政府還積極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比如，先進制造技術、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術，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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